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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了腊月，人们讲究要收拾收拾头面，干净利落的迎春节。一来漂亮，二来正月里讲究多，好多人得强忍一个月不剃头呢。 中国古代没有剃头一说，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”，不能损伤，只可拢发束冠。清兵入关，为了摧毁汉和其他民族的抵抗意志，下令剃发梳辫，并于顺治二年(1645)发布“剃发令”，限十日内一律剃发，违令者，杀无赦。一时间，大江南北民怨沸腾，有宁愿留发不留头的，真就被砍了脑袋。江阴人先是请愿，继而守城抗命，坚守三月，城破时十数万人头落地。 最早的剃头匠是军人，具体说，是包衣三旗的兵。他们奉摄政王多尔衮之令，在北京的前门、东四牌楼、西四牌楼和地安门等路口，高搭席棚，内供圣旨，拉过行人就剃，稍一反抗就砍头，还要悬首示众。后来因人手不够，又从京东宝坻等县强征民夫，充当剃头匠。 因为是军人最早干这一行，所以早期的剃头工具多与军队有关。比如盛水的瓢，是士兵的行军水葫芦；烧水的罐儿，就是军用火药罐；红漆小凳也与杀人有关。除了路口的剃头棚，还有剃头挑子。剃头挑子有把桥头的，最著名的在后门桥；也有打着“唤头”走街串巷的。那时的剃头挑子真是威风八面:长扁担上挂着绑人的“法绳”，挑子上绑着旗杆，上面高悬圣旨。百姓听见“唤头”响，就得出来剃头。有不听召唤的，剃头匠拿“法绳”就捆人，当场凌迟，还要挑了人头回营领赏。 等到国人都拖着辫子做了顺民，剃头也就成了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行业。剃头匠们不但精通剃头刮脸，还会梳理发辫；不但要为顾客掏耳朵、剪鼻毛、清眼睛，还要会染发、染鬓角。老剃头匠大多还会按摩外带接骨。有文雅之士美其名曰“整容”。同时，在剃头行内也渐渐形成了许多“行规”。比如，挑着剃头挑子串胡同，对面来了同行，就要收起“唤头”，不能再打。如果附近有剃头棚，也不能打“唤头”。这既是行规，也有照顾同行生计的意思。 光绪末年，社会风气渐开，北京的行业公会多起来。1909年，“内廷剃头首领王殿臣等”酝酿成立“京师整容行公益会”。规定“京师各剃头棚及担挑之人，每人每月铜圆六枚，名为整容行公益会，所为祭神并同行有病老之人，埋葬置义地……”领了王供奉的令，有东安门内骑河楼剃头棚的张某、驴蹄胡同剃头棚的某甲，带着几个人，到各处锅伙(认捐)。鼓楼东的方家胡同，住着祁姓等十几位宝坻县的剃头匠。他们信奉天主教，一听说花钱祭罗道士(剃头行以罗道士为祖师爷。罗是康雍年间北京白云观的道士，曾发明剃头工具，提供给宫中太监并获雍正帝赏赐)死活不认捐。由此引起数十处的剃头棚与锅伙人发生冲突。张某与祁姓人同到西什库教堂，面见林牧师。官司打到京师第二审判庭，审判官向他们说:“认捐出于自愿，没有勒令的道理。”没了辙的张某又求助王供奉。王殿臣写了呈子，跪了朗贝勒:“祁某等抗捐不交，聚众群殴，恳请拿办。”这位朗贝勒爷倒是识时务，“惟恐一动压力，反致无益；派员密访，再行核办。” 到了民国，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，北京城里又兴起“剪辫风”。剪掉垂在脑后的大辫子，对于前清的遗老遗少乃至那些守旧之人，倒成了难事。为此，有识之士成立“剪发同志会”，还在街头宣传剪发。有报章报道，1912年7月20日(正是暑热时)“顺治门外大街国风报馆门首，有热心之士，各手持剪刀，对众宣布:愿剪发者，赠洋一元。”两天工夫，“剪辫仅三十余条”。 北京五塔寺的“石刻艺术馆”有一通“整容行公益会”碑(早年立于前门外小马神庙)。不过，这通碑所记述的“整容行公益会”大概不是王供奉张罗成立的，因为那上面没见王殿臣的名字，立碑时间也不是前清，而是“民国十年”(1921年)。碑文记述了清末民初北京人头上从大辫子到半截刷子，再到分头的历史变迁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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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北京晚报 点击：512 时间：2008-08-19 | |||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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